读陈四益的《腕儿》，使我想起不少往事。我们都是复旦校友，他比我低两届。但四益在话剧《红岩》中有声有色地先扮演许云峰，后改演甫志高时，我还在历史系读研究生，而且复旦话剧团的台柱之一、扮演特务头子徐鹏飞的董力生，是我同窗，在攻读中国近代史。当年《红岩》在复旦登堂首演时引起轰动的热烈场面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熟悉中国戏剧史的人都知道，洪深、余上沅等教授扶植的复旦剧社，曾在话剧舞台上活跃于一时。复旦剧社成员、中文系的高材生凤子，后来成了著名戏剧家。赵景深教授特别欣尝她，给她的试卷批105分，真是打破常规。陈望道校长、杨西光书记对复旦剧社的鼎力支持，更是复旦人难以忘怀的。复旦剧社隶属于学生会，经费很少，根本不可能排演大型话剧。陈校长知道后，捐出他的名著《修辞学发凡》的稿费。杨西光无论是在当复旦的党委书记，还是调任上海市委担任要职后，他对复旦剧社一直很关心。复旦排演《红岩》时，著名导演杨村彬就是由他亲自打电话邀请，来复旦执导的。我离开大学教席，走进研究机构，已经19年，对目前大学校园生活相当隔膜。像陈望道那样的学术泰斗、杨西光书记那样的领导干部，能热忱关怀、支持学生剧社的，不知是否后继有人？遥望浦江，不胜怅然。
时下的腕儿，大大小小、真真假假，令人目眩。相当一部分人，站在名利的最尖端，但并不自重。对着麦克风假唱者有之；临场罢演，使组织演出者急得要上吊、观众等傻了眼者有之；保镖左右护持、俨然小国酋长、一脸装模作样者有之；自称“娘娘千岁”、偷税、赖帐、公然赏给观众耳光、在回忆录中把肉麻当有趣者有之；学领袖模样、却向灾区伸手捞钱脸不红、心不跳、事后还振振有词者有之；如此等等。这与我在复旦求学时见到的演艺明星们，是多么的不同呵！一代名伶言慧珠，曾几次率戏校师生来复旦演出，一张入场券才几角钱，有一次是赵景深先生请来义务演出的，分文未收，海报还是不才所作。我画了一朵很大的红牡丹。那天天气炎热，我在后台，看到言大姐穿着汗衫，对镜化妆，脸上淌着汗，既无电风扇，更无人替她打扇，她却笑容可掬。她堪称是真正的红牡丹！白杨、秦怡、孙道临、陈述、王蓓、胡庆汉等都到复旦演出或朗诵过。每年的元旦晚会，都少不了上影著名演员的身影。陈述演唱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，表情凝重，似乎是肝肠寸断，而歌词却是“天上飞着飞机，地上爬着蚂蚁，蚂蚁爬上我的头皮，啊，教我如何不想她……”真让人笑掉下巴！胡庆汉朗诵的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感情奔放，激昂处，似穿云裂石，撼人心弦。他们多半从市区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来复旦演出，从不摆谱。还值得一提的，按时下标准，赵丹应当说是超级大腕，或特级天王巨星了吧？拍《为了和平》时，他为了塑好闻一多先生的形象，曾特地到历史系教室听周予同教授讲课。他很随和，同学们也视他如常人，无一人起哄。对今天如痴若狂的追星族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：配吗？值吗？呜乎！
如果称颂赵丹、白杨、言慧珠、孙道临等表演艺术家是高山、大河，当前演艺界某些腕儿，不过是小土堆、小水沟，而且土堆上杂草乱长，水沟里飘浮着异物。“文革”时曾大肆讨伐今不如昔论。其实，在我们史学家看来，历史上今不如昔的现象何其多也。就说前述腕儿吧，无论是艺还是德，比起他们的几十年前的前辈，不是道道地地的今不如昔吗？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燕子何时才归来？难矣哉，恐怕是没戏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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